近期，關于取消博士生畢業必須發表兩篇C刊論文規定的討論十分熱烈。起因是2017年12月8日，華中師大教授范軍在首屆華中學術傳播論壇上表示：博士生必須有兩篇C刊(核心期刊)文章才能畢業，幾乎是所有大學的通行規則。他說，他遇到的推薦稿相當大一部分是博士生的，編輯也為此苦惱�，F在不僅是拼爹拼媽，還要拼導師、拼學�！，F在兩篇C刊都快把博士生和導師逼瘋了。

　　此言一出，各大高校論壇紛紛開始介入討論，甚至在《中國青年報》和《光明日報》上也刊登了支持范軍教授的相關評論文章。至于各類時評文章更是層出不窮，可見關于博士生這一最高學歷的取得規定，足以引起公共輿論的特別關切。

　　博士生畢業必須發表幾篇核心期刊的論文，此規定最早在浙江大學、南京大學開始實施，其初衷看似是為了確保博士的質量，實際上與校方對論文發表數量的重視和刺激息息相關。南京大學是教育部委托的核心期刊目錄項目執行方，推出該規定有利于推廣該校發布的學術評價標準。而浙江大學受到工科辦學思維的影響極深，對于數量的追求一直有目共睹。

　　當然，對于每一所高校來說，無論是評比“211”、“985”或是“雙一流”，還是進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論文發表的數量和質量都非常關鍵。能否發表盡可能多的論文，關乎的就是學術資源的占有和社會評價的高低。但即便如此，也有一些大學或學院對博士生畢業沒有硬性的論文刊發需求，例如武漢大學的一些學院只要求C刊擴展目錄即可，這類學�；驅W院被博士生們戲稱為“良心學校(院)”。值得一提的是，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在去年年初被踢出C刊目錄。原因也很簡單，武大學報人文社科版刊發的文史哲類文章較多，這類文章不像經管法類文章那樣，會援引很多其他論文。如此一來，期刊在擴大論文的影響因子方面，就沒辦法跟上C刊的要求了。

　　正如許多評論文章指出的，博士生在讀期間最大的任務應該是做好博士論文，而不是忙著發表C刊論文。一方面是時間不足，要求多而細，這一規定會占據博士生大量的科研、寫作時間。另一方面，目前C刊一年的發文量在12萬篇，3萬文科博士生每人兩篇就意味著6萬篇，占去了總發文規模的一半，這幾乎宣告了許多博士生不可能滿足規定。

　　中國醫生為了評職稱，由中介代投論文到被中國公司承包的巴西三流醫學期刊上，該丑聞曾引發巨大惡評。中國的博士生們為了發C刊論文，也存在請人代寫、買版面的現象，C刊編輯的權力也在無形中變得巨大。某種程度上，他們對博士生的影響力甚至超過了博導本人。當然，對于博導來說，博士生畢業的壓力落在了自己肩上，為了讓學生順利畢業，不得不與C刊編輯搞好關系，以便幫助學生發文。

　　所以，取消博士生必須發表C刊論文的規定，是對目前學術評價機制非正常化的一次扭轉。當然，很多人可能會發出疑問，博士生畢業難道就沒有發文要求嗎？顯然不是，只不過對發文的期刊不應該做硬性規定。事實上很多C刊也存在文章質量低下的問題，C刊目錄本身并沒有能夠確保所有期刊的優質。一本期刊的優劣與否，應該由多元的評價體系來決定，而不是僅僅由C刊目錄一錘定音。否則，學術評價的機制就會僵化，學術權力就會被濫用，學術評價的流動性就喪失了。

　　目前，高校學術評價體系就是一場“刷數據”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博士生和青年教師就是刷數據的前線人員，學校要求他們刷更多數據，而對于他們真正的學術水平則不太關心。因此，取消博士生畢業發C刊論文的規定肯定會影響學校原先的考評體系。不過，在中科院、社科院、清華、北大紛紛取消該規定的背景下，應該會有越來越多的學校加入其中。畢竟，對論文的評判需要更大的耐心，尤其是人文社科類的論文，僅僅要求數量會扼殺學者的研究熱情，打斷博士生的研究進程。只有重建一套學術評價體系，讓時間，讓學術界，讓思想市場來評判學術成果，才能確保更多的精品論文出現，才能呼喚大師的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