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秩序若不能為傳統文化留扇門，文明傳承難免會有斷代的遺憾。

　　這種遺憾，眼下正是“古火煙花”的遭逢。因“非法制造爆炸物”被警方拘留，經過一審、上訴，一年后，2017年12月29日，79歲的河北非遺“五道古火會”傳承人楊風申被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犯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免予刑事處罰。

　　相較于一審的“有期徒刑4年零6個月”，二審判決雖未必皆大歡喜，卻終究彰顯了司法之謙抑。

　　但是，真正的尷尬之處在于：“五道古火會”是當地的一個民間組織，主要組織正月十五的煙火表演，楊風申正是這個古火會的會頭。2012年4月，石家莊頒給楊風申市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證書，非遺項目為“趙縣五道古火會”；2013年12月，河北省為楊風申頒發證書，命名他為第三批省級文化遺產項目“趙縣五道古火會”的代表性傳承人。結果因有人舉報，楊被提起公訴。一審判決認為其“違反國家爆炸物管理法律法規，未經有關部門的批準，非法制作煙火藥15千克以上，行為已構成非法制造爆炸物罪，情節嚴重”。

　　傳統民俗與現代秩序似乎冰火難容，且眼下還找不到一個緩沖的出口：根據最高法的有關司法解釋，楊風申用于制作煙花的火藥超量，確實違法；可是想要合法領證制作，制度上又是個悖論——縣級安監部門沒有發放煙花爆竹生產許可證的權限，就算省級安監部門可以發證，也只發給企業而不可能發給個人。楊風申面臨的選擇只有兩個：要么違法，要么歇業。有個需要補充的細節，據楊風申稱，“本來縣里給我找了一個學手藝的接班人，結果人家一聽我被抓了，就嚇跑了”。

　　可仔細想來，情理法在“古火煙花”上當真就“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嗎？

　　這個問題其實對應著兩個具體的疑問——“古火煙花”的火藥風險有多大？司法對自制火藥的懲戒是為了什么？顯然，這是兩個邊界不同、答案幾乎沒有交集的問題。前者是特定場合可控可管的民俗表演，后者指向火藥濫用的公共危機。這和法律可以禁止作為兇器的刀具，卻不能把居家日用的菜刀也禁了是一樣的道理。再者，法律秩序的獨立與威嚴，并不排斥道德禮教的“人性”。且不說《唐律》中“一準乎禮”的原則，即便看司法實踐的個例，依然可以為民俗與文化留有合理的容身之地。

　　1967年香港便制定法例，嚴禁燃放煙花爆竹，但若干年過去，即使沒有了滿街煙花，維多利亞港賀歲煙花匯演仍成為經典美景之一。沒有人覺得這歡騰的一幕是“違法”的，更沒有人覺得這民俗跟時髦的大都會“不搭”。

　　現代秩序是為人服務的，而不能有了制度與律法，人卻成了“套中人”，致使文明與文化只能去削足適履地匹配今時今日的新制度、新律法。《天工開物》說，制以時變。傳統技藝固然要推陳出新，秩序律法也當呵護遺存。人人都玩“古火煙花”，當然是違法違規的；但在地方部門監管之下，非遺傳承人去承續這一民俗文化，應有合法的舞臺和空間。

　　眼下，我國世界遺產總數達到52項、入選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名錄項目總數達39項。這些漂亮的數字固然鼓舞人心，但更多與傳統文化息息相關的省市級文明遺產、文化遺存，恐怕還需跨越秩序本位的門檻和陷阱：一方面，當考慮以“特許”的形式，賦能于傳承人合法身份與地位；另一方面，應增強監管作為與市場思維，逆轉其自生自滅的命運。

　　在洋節遇冷的今天，傳統民俗文化不能成為葉公好的那條“龍”。即便是眼下違法的“古火煙花”，也應該在法治語境下，找到通往未來的合法的燦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