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1月23日)，有媒體大致回溯了上個月在北京某高校墜樓身亡的一大三學生的人生軌跡，并以此為例，展露了在高校中類似學生群體所面臨的困境。從媒體的報道以及有大學生活經驗的人們的體會，解決為數不少的大學生群體中存在的困境，于大學生——不僅僅是面臨困境的這部分大學生、于大學生家庭、于大學、于社會，都是“勝造浮屠”之事。

　　媒體把來自那些非中心城市、靠“做題”做到地處中心城市大學的學生歸類為“做題家”�！白鲱}家”一詞，看似為描述這類群體所擅長之事的中性詞匯，但實際上卻是該群體除“做題”之外所有欠缺的一個代名詞�！白鲱}家”這個歸類，雖讓這個群體頗有無奈，但某種程度上又確實為其在大學里存在的現狀：我做題，故我在。

　　作為學生，做題沒有什么不對;擅長做題更不是什么缺點。甚至恰恰相反，善于做題的“做題家”們，正是在人生的關鍵之點，清晰地意識到了做題可為其人生之路搭建起最為關鍵的一階，從而利用了其或許唯一可以利用、且只在此時利用才能致效率最大化的做題才能，自己將自己托舉進大學，使自己的人生成功變軌。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做題家”——有些媒體也稱之為“小鎮做題家”正是人生這一階段的贏家。

　　當然，變軌也好，贏家也罷，無不意味著一段新的人生之路的展開。然而，問題也正在這里。恰在這些靠做題變軌人生的人最需要提示、幫扶和指引之時，他們卻身處“自由”的大學環境中無所參照了。大學這爿園區，將所有學生的家庭社會背景濃縮為一處，通過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展示，沖擊和校正著包括“做題家”在內的所有學生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梢哉f，中國現實社會中存在的差異有多大，大學校園里的行為差異就有多大。如果疊加大學生的心理感受，那么，這種差異就會被加倍放大地淤積于部分學生的心里。

　　更應該引起注意的是，生活水平和行為方式的差異，還只是思想意識差異的外顯之一。而造成思想意識差異的教育內容及其方式的差異，才是“做題家”們在變軌之后難以順軌前行的障礙。這一點，從上述墜樓身亡的大三學生的“遺書”中即可觀察得到。這份“遺書”，在某網站上有幾千條留言和8百多萬的瀏覽量。從留言看，大學里那些“做題家”的困境并沒有因為“遺書”作者的離去而有所解脫。這其實也并不令人意外，因為大學在錄取之時，其取舍標準只是按做題的結果將各種家庭社會背景、經過各種不同教育方式的人招納進來，其后的種種沖擊，只能由做題者自己去面對、消解和解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