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前夕,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律政司司長、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做客中央臺,接受香港之聲記者文娟的專訪。就如何評價“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成果?如何看待《憲法》和《基本法》關系?香港的民主法治進程遇到了怎樣的挑戰?等熱點問題梁愛詩坦率直言、直抒胸臆。
見證回歸時刻 肩負歷史使命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懷抱,開啟“港人治港”新時代
【梁愛詩】“我覺得‘一國兩制’是很偉大的構思,我們一定要做成功,這個歷史的使命,我們不能讓中國人失望!
梁愛詩,首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司長,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1939年4月出生于香港,祖籍廣東佛山南海區。1968年梁愛詩成為香港執業律師。在法律界和政界,梁愛詩私德和聲譽極佳。回歸前夕,梁愛詩直接參與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工作,是確保《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理念在香港成功落實的最早推動者之一。今年78歲的梁愛詩和記者回憶起二十年前7月1日那個神圣的歷史時刻時仍然記憶猶新,心潮起伏。
1997年7月1日凌晨,香港特區首屆政府的主要官員宣誓就職
記者:我想1997年7月1號0點0分0秒,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那一刻可以說在很多的國人記憶當中,都是一個特別難忘的日子。當時您在現場,可以說是親自見證了回歸的交接儀式,并且參加了特區政府第一屆主要官員的宣誓就職典禮。您能回憶一下當時現場的感受和一些細節嗎?您覺得在那樣一個時刻,給您觸動最深的是什么呢?
梁愛詩:那個時候大家都很激動。當年也是很忙的,為了籌備這個,很多內地的朋友也告訴我,當天晚上他們也沒有睡。在12點交接的儀式,中方跟英方都在舞臺下,一分一秒都沒有差,英國國旗遠遠的下來了,我們的五星紅旗升上去。當時的心情都很激動,從那天開始我們港人治港了,承擔一個很重的責任。另外一方面來講,我們也是作為中國人的驕傲,156年的恥辱,都在這一分鐘能夠把它平反了。以前我們是人家管的,現在是“港人治港”。所以這一個新的開端,一方面我們是很激動,也是很充滿希望的;另外一方面,也是有點擔心,我們能不能把這個任務做好,因為我覺得“一國兩制”是很偉大的構思。當時鄧小平先生還有中國政府的各個領導對把管好香港的責任交給香港人,是對我們有很大的信心的。
記者:很多香港人在回歸的時候,心存很多的疑慮,您作為一個香港人也會有這樣的擔憂嗎當時?
梁愛詩:對,當時我們也有擔心。但是那個時候大家比較一條心,所以在籌備政府,只有短短的幾個月的時間,我們都在臨時立法會通過了十三條法律,一個就是附件三的新的法律,把它落實。也有一些沒有被采用的法律,留下法律空白要把它填補。比方《公安條例》跟《社團條例》是涉及國家安全跟香港安全的,這都是敏感的問題。我們經過一個月的咨詢以后,把這個條例修訂了,避免那個法律的空間。所以那個時候還是這么順利,能夠在三個月里面干這么多。而且在97年7月1日凌晨的時候,臨時立法會第一場開會,那個時候已經經過儀式兩點多鐘了,但是那是第一場的立法會開會,所以每一個議員都要發言。
記者:您當時說了什么?
梁愛詩:因為我是去提交香港回歸的草案的,所以一方面向他們介紹這個草案,一方面說明這是回歸以后第一次的立法會的通過的法律。這個也是一個新的開端,當時大家是很合作的,你看現在的立法會沒有可能在三個月里面通過十三條法律。
記者:當時您宣誓的時候是不是覺得特別的神圣?
梁愛詩:對,覺得這個責任都在我們身上了,我們一定要把做成功。這個歷史的使命,我們不能讓中國人失望。
考驗政治智慧 彰顯責任擔當
【梁愛詩】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真理,對就是對,錯的就是錯。特區政府只是全國里面的一個特區,他跟中央政府不是平起平坐的。
回歸以來,由于香港與內地實行不同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在世界上第一個“一國兩制”政治模式框架下,兩種不同法律制度在磨合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產生一系列法律敏感問題。如香港居留權、23條立法、07和08年改制、人大釋法、特首任期等等,都是前所未有的政治難題。而這些法律問題衍生的政治爭執和沖突,經常要將律政司推到矛盾的風口浪尖之上,嚴峻的考驗著首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的政治智慧和協調能力。
記者:我們知道香港回歸以來,關于《基本法》的訴訟可以說是此起彼伏,回歸20年來,人大先后五次“釋法”,在香港也是一直存在一些爭議,不少港人認為人大“釋法”影響了香港的司法獨立。例如“居港權”案是人大釋法中影響最大的一個案件,其內容聚焦香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是否具有當然的香港居留權問題。透過這個案件您是如何看待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特區行政立法以及司法機關他們之間的關系?
梁愛詩:最初“居留權的案件”,是1999年1月底的時候,終審法院做出一個裁決。其中提到一條,如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者是常委會做出的決定,或者通過的法律是違反《基本法》的話,我們有權宣布它無效。這個說法不對了。雖然終審法院是香港最高的司法的機關,但是在全國來講,它只是一個地方的政府司法機關,它還是要受人大常委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約束。所以特區政府就向終審法院提出,希望他們澄清。因為當時這個問題在內地跟香港都引起很大的關注,那法院就是說,它做出一個決定,它就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我們的權力是來自《基本法》,《基本法》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如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者是常委會做出的決定,或者是通過的法律,按照《基本法》做出的話,我們不能質疑,如果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法律解釋,我們也不能質疑,并且要以這個作為判案的依歸。那這個決定是1999年2月26議的,這個決定很重要,因為它把中央跟特區的關系清清楚楚的說出來。特區政府只是全國里面的一個特區,它跟中央政府不是平起平坐的,也不能做出一個決定是高于國家的最高的權力機構的。
記者:您覺得是一種授權和被授權的關系是嗎?
梁愛詩:對。法律解釋權第一個是把中央跟區域的關系,跟香港的法律定位說清楚。第二個是保證《基本法》的正確實施。所以司法的問題,不單是解決法律沖突的問題,還是把中央跟特區的關系,香港的法律立會這個牢牢的建立起來。
記者:我們知道律政司司長的職務,其實它不僅僅代表的是一種榮耀和權力,而且還承擔著很重要的責任和艱難。在政治爭執和沖突面前,每一次我們都能夠看到您的身影。我特別想問您,是什么力量支撐的您能夠勇敢的站出來發聲呢?
梁愛詩: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真理,對就是對,錯的就是錯。如果我們不出來發聲的話,那反對派所講的歪理成真理。所以有這個責任,不但是我,作為一個市民也有這個責任的。
記者:您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是不是也會遇到很多的問題,很多的挑戰我們該怎么克服它?
梁愛詩:其實兩地的法律進度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也是需要雙方面的了解,對內地的有一些,對香港也是不太了解的,香港對內地的的制度也是不了解,所以更多的交流,互相學習,這個會讓《基本法》落實的更好。
回歸二十載 民主政治發展不斷向前
今年四月在北大舉行的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研討會上記者采訪梁愛詩
【梁愛詩】為了國家統一,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這個目的我想是100%的完成。回歸前港督是從來沒有資深香港人的,回歸以后我們每一次的選舉都是更民主。
二十年彈指之間,同香港一道經歷風雨,直面困難的梁愛詩依舊像美麗的東方之珠一樣璀璨輝煌、風采依然。1997年—2005年在她主持律政司八年的兩屆任期內,香港平安度過了回歸初期兩種不同法律制度的磨合期,沒有發生重大法律問題的爭執和沖突,確保了香港新憲制體系在“一國兩制”理念下的成功落實。2002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給予梁愛詩最高級別的榮譽獎勵,頒授她大紫荊勛章。
記者:時間過的真是挺快的,今年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0周年了,您作為香港回歸的一位親歷者和見證者,您是如何評價《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成果呢?
梁愛詩:其實在《基本法》通過的時候,我們的目的是在《基本法》的序言寫的清清楚楚,為了國家統一,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還要兼顧到香港的歷史跟實際的情況。所以確定成立特別行政區,這個目的我想是100%的完成,達到當時的目的的。
記者:那您能不能結合自身的一些經歷來談一些回歸前后我們香港市民的生活,比如說香港人在回歸前夕的港英時代有沒有政治話語權,回歸之后,我們香港人在民主政治生活方面又擁有了哪些權利?
梁愛詩:在回歸以前,立法局是一個咨詢的機構,它不是權力的機構,一直到回歸的時候,還有委任的議員。另外一方面,港督是從來沒有香港人的,殖民地派誰來,就誰來當港督。他是拿著英王子的授權來管制香港,就是行政立法司法一身都是由他委任的。所以當年回歸以后,把普選寫進了我們《基本法》的目標,而且也是強制這個目標,我們每一趟的選舉都是更民主,我們也是嘗試過三趟的政改。在2007年的時候,人大常委會就做出了決定,行政長官的選舉還是按照以前立法會的選舉辦法,可以從有些人有一票,有些人有兩票,進步到每個人都有兩票。在功能主權里面,新增五個議席,其他的功能沒有投票權都可以有這五個,在平等方面大家有兩票,就有很大的進展。
記者:就是民主成分又增加了?
梁愛詩:對,《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按照實質的情況,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產生這個目標。立法會的議員也是最終按照它的實施情況跟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這個普選的目標不是回歸以前有的,也不是里面的規定的,這是在《基本法》中我們把這個目標寫下來。所以我覺得民主的尊嚴有一些時候沒有成功,但是民主還是不斷的往前發展的。很多人很后悔,這個政改沒有通過,23條沒有通過,如果是我們把這些立法的事情做好的話,實際對他們是有利無害的。
“港獨”沒有出路、做好青年國民教育
【梁愛詩】我們是同一個中華民族,同一個血統,同一個歷史,同一個文化,絕對不能允許任何人把香港從國家分裂出去。
記者:人大的第五次釋法就是有關香港立法會或者議員在宣誓的時候加入了辱華這樣的字句,公開宣揚港獨。那么您如何看待他們這些擁有少數話語權的港獨力量,在香港會呈現一種什么樣的發展,作為香港人來講,您怎么看?
梁愛詩:我覺得提議港獨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有這個想法。第一,我們是中國人,這個不是偶然的。我們是同一個中華民族,同一個血統,同一個歷史,同一個文化,我們跟國家是分不開的。第二,在法律上,香港的《基本法》第一條就說,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所以不能獨立出去,不能分裂國家。第三,就是感情方面,可能在感情方面,在殖民地的統治下,大家對國家觀念比較模糊,而且有一些人沒有轉化,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接受國民身份。所以這種事發生也是在全球,不少的地方都有這種想法,但是作為香港來講,回歸的意識就是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絕對不能允許任何人把香港從國家分裂出去的。所以在法律上來講,這個是一定不可能的事。事實上,誰也沒辦法讓香港獨立,如果是香港分裂出去的話,所有的繁榮穩定,經濟的地位等等都完全沒有了。
記者:目前在香港社會當中,特別是民主派當中有這樣一股力量,他們是97回歸之后成長的年輕一代,他們非常強調自由、民主,對“一國”的這種概念可能淡薄一些,更加強調“兩制”,有分析說是因為我們的國民教育出現了問題,您對此怎么看,我記得有一句話您說的特別讓我感動,就是這是你的國家,你有責任讓她進步,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梁愛詩:其實香港面對的問題也是世界各地面對的問題,比方收益分配不公平,房價高起,青年人發展的機會減少,還有全球經濟一體化,保護主義等等對經濟上的打擊,那個是大家對社會的情況不滿意,是不奇怪的。但是人家就把不滿的意見認為是政府做的不好,所以引起這種反對政府,反權威的激情發生。但是我覺得在其他的地方,比方美國人他們不要問我們應不應該愛國?什么是愛國?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你是這個國家的國民你就有責任愛國家。而且鄧小平說的很清楚,要求愛國不是很大的要求。就是說你不要做傷害國家利益的事情,不要做損害香港的事情,這個要求并不高。所以我覺得年輕人對幸福不滿意,對中央不滿意,這也是誤解,沒有做好他們國民的責任。當然從香港的歷史來講,國家建國初期的時候,有些從內地跑到香港的人,他們帶來的都是很不愉快的經歷,因此他們對國家的沒有歸屬感,這個也是不奇怪。但是你要看到這三四十年,我們走的路是對的,方向是對的,而且是不斷的進步的。所以應該對國家有信心,如果有一些事情不如意的話,我們盡我們所能的讓國家干的更好。
時不我待 搶抓機遇 前景無限
【梁愛詩】在香港來講, 我們有很好的投資的環境,低稅率,還有政府是比較廉潔,法治健全,也有各種的人才,我們自己要好好的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參與大的經濟發展的計劃。
記者:我們了解到在2016年2月份有一本書叫《一帶一路香港再起飛的最后一次機會》當時發布的時候,您也推薦了這本書,期望這本書能夠喚醒港人的沉迷,繼續為香港的做貢獻。當時您在推薦這本書的時候,說了一句話,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您說“一帶一路”的確是香港在起飛的最后一次機會,如果香港還不好好利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的獨特優勢,趁著一帶一路的大時代精神和國家命運共發展的話,那么香港就會像敦煌的風沙一樣被埋沒,您為什么用這樣一個形象的比喻來說香港的發展呢?
梁愛詩:首先我覺得“一帶一路”是國家達成小康社會的一個很大希望,在香港來講,也是能夠充分發揮一國兩制這個優勢。一方面,我們可以得到國家經濟的強勁策略的支持,而且有我們一國兩制的靈活發展,所以一定要發揮這個優勢,而且“一帶一路”不單是經濟的熱潮,還是給沿線國家發展的機會。香港經過這么多年,經濟的發展是比較緩慢的,到高原的地步,所以要走新的出路。現在沒有一個行業單就一個地區有足夠的發展,你不做跨境的聯系是沒辦法做的。所以“一帶一路”尤其是讓我們好好發揮金融中心、貿易的中心,旅游中心,還有融資的四強等等各個服務業的。因為香港在80年代已經開放給很多服務的行業,比如金融、律師等等專業的服務,所以已經有一個國際人才的聚會,應該好好的利用我們的服務,跟國家一起走出去。這也是積極的參與“一帶一路”,否則香港有一些人很悲觀的說,我們跟附近的城市都沒有競爭力,如果我們不好好的利用這個機會的話,我想香港的國際貿易中心地位就不能保持了。
記者:剛才您也提到了香港的競爭力,那么現在面對世界的飛速發展,包括內地經濟的飛速發展,無論是上海也好、深圳也好,發展都是非常驚人的。的確有很多人說,香港的角色可能跟過去改革開放不一樣了。那么您覺得在目前這樣一個新的大時代背景下,香港應該以一種什么樣的心態來對待,對于這些區域合作,我們應該怎樣發揮自己特殊的作用?
梁愛詩:我們雖然發展沒有那么快,但是我們有很好的投資的環境,低稅率,還有政府是比較廉潔,法治健全,也有各種的人才。我們先走人家一步,但是如果你停下來,人家會追上去。但是如果你跟著與時俱進的話,那你就總是走在前面。所以尤其是國家把我們加進“十三五”的計劃里面,“十二五”計劃開始有香港的規劃,“十三五”更清清楚楚的把我們的定位,成為一個融資的四強,金融、物流、運輸等等的中心。特別它提到作為一個法律服務,跟解決糾紛的中心,這樣也是考慮到香港的優點,所以應該是好好的跟著祖國的區域發展一起,尤其是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到粵港澳大灣區,利用這個區域的優勢,一起走出去引進來。我覺得如果我們不親自參與的話,那我們就被淘汰了。
記乘:著祖國發展的大船,聯合再次出海遠航。
梁愛詩:對。
記者:剛才您也說到十三五規劃,的確國家十三五規劃當中,明確提出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的中心。那么您作為一個資深的法律界的專業人士,您覺得在未來國家的建設當中,特別是“一帶一路”“大灣區”等這樣一些建設當中,香港的法律專業服務,它有怎樣的優勢?又能夠發揮怎樣特殊的作用?我們在這方面的專業人才,您覺得能夠滿足國家發展的需要嗎?
梁愛詩:我覺得法律在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制度,我們應該多了解這些法律制度,比方伊斯蘭的法律跟普通法的制度也不一樣,但是,因為我們既然有很好的制度,也有人才的話,是應該好好的利用。國家也好,其他的“一帶一路”參與者也好,他們的合同里面可以利用香港的法律,作為糾紛的解決,利用香港作為一個糾紛解決中心,無論是訴訟,還是是仲裁,調解等等都可以利用香港作為一個法律解決糾紛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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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您對香港社會未來的發展有著怎樣的期待和憧憬呢?
梁愛詩:我覺得回歸20年,應該好好的去回顧一下哪方面我們可以做的更好。在這20年里面,很多事情發生,有一些對我們來講是很好的成就,也有一些是很大的挑戰。大家不要認為我們碰到多少的困難,受到多少的挫折去評論“一國兩制”是否成功,更重要是看看我們怎么樣應付困難,克服困難,尤其是有沒有從中得到經驗。大浪淘沙,始見真金!在新一屆政府成立的時候,我希望我們以最大的信心和勇氣,團結一致,為“一國兩制”的落實更成功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