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慶江津區(qū)在全區(qū)268個村建立了村級紀檢組織，聘請當地有威望的黨員擔任紀檢干部，新聞稱“有力推動了鎮(zhèn)街紀委工作向村社延伸，完善了基層監(jiān)督網絡末梢，扎牢防腐第一道防線”。該區(qū)紀委說：目前，這595名紀檢干部全部上崗，定職定責，包括村居紀委書記、紀檢委員132人等。明確紀檢委員由普通黨員擔任，村社干部不得兼任，凡屬村社重大決策和熱點難點問題，必須由紀檢干部參與討論決定。

　　現行憲法規(guī)定了城市、農村實行居民自治的原則。憲法第111條即規(guī)定：“城市和農村按居民居住地區(qū)設立的居民委員會或者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居民選舉。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同基層政權的相互關系由法律規(guī)定”。下位法“村民組織法”、“村民自治法”遵循憲法原則亦作出相應規(guī)范。但現實中，村居兩委“村官”選舉等大事被上峰包辦代替，征地拆遷不經多數村民同意、少數人說了算，這樣的事聽得多了。為何總有人不相信基層群眾能夠自理，而熱衷于做家長替人做主、發(fā)號施令呢？

　　按照憲法精神，把權力下放給農民，鄉(xiāng)鎮(zhèn)指導而非領導村委會。當年在全面修憲時，鄧小平就已闡述權力下放、實行基層民主自治的原則：“我們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規(guī)章，放在下面，放在企業(yè)、事業(yè)、社會單位，讓他們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處理，本來可以很好辦，但是統(tǒng)統(tǒng)拿到黨政領導機關、拿到中央部門來，就很難辦。誰也沒有這樣的神通，能夠辦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把權力下放給基層和人民，在農村就是下放給農民，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們講社會主義民主，這就是一個重要內容”（《鄧小平文選》）。彭真也曾說：“他們把一個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漸就會管好一個鄉(xiāng)的事情；把一個鄉(xiāng)的事情管好了，逐漸就會管一個縣的事情”（《彭真文選》）。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王占陽認為，鄧小平、彭真把發(fā)展基層民主作為中國民主化進程的主要起點，而在基層民主中八億農民的民主自治又是重中之重。這就是他們在擬定憲法第111條時認真、執(zhí)著態(tài)度之來源，也是他們力求使之成為民主現實的憲政精神。

　　把村官變成官，并不是件好事情。一個健康的社會必是小政府大社會，也必定視憲法、法律為神圣。依法治國還須正本清源，維護憲法權威；鼎故革新，開辟時代新局。（吳新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