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兒童是民族的未來、家庭的希望。要多渠道增加學前教育資源供給,重視對幼兒教師的關心和培養,運用互聯網等信息化手段對兒童托育中育兒過程加強監管,一定要讓家長放心安心。”然而,正如教育部部長陳寶生所言,學前教育是當前我國教育領域第一塊難啃的“硬骨頭”。
幼兒園,怎樣才能讓家長放心安心?不久前,北京卓亞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聯合有關單位舉辦了“學前教育改革與發展論壇暨中國學前教育專題研討會”,記者就當前學前教育領域的熱點問題采訪了相關專家。
切實提高幼兒教師待遇,建設高素質善保教的教師隊伍
記者:多年來,我國幼兒教師隊伍數量不足、素質不高、待遇偏低3個特征環環相扣,形成“因果循環鏈”,成為當前制約我國學前教育健康發展的瓶頸。如何打破循環鏈,建設一支高素質善保教的教師隊伍?
劉焱(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尊重和認同幼兒教師工作的專業性,切實提高幼兒教師待遇,是打破這個循環鏈的關鍵。
幼兒教師是孩子走出家門后的“第一任教師”,一個專業化幼兒教師,不僅要會帶著孩子唱歌跳舞做游戲,更重要的是,能從孩子言行舉止中讀懂其需要、興趣、想法,能因人施教。但長期以來,幼兒教師往往被看作帶孩子的“保姆”,入職門檻低,工作專業性沒有得到社會的尊重與認同,待遇普遍偏低,缺乏職業吸引力。這樣一來,學前教育專業缺乏好生源,幼兒園也很難留住好老師。
一些幼兒園為了最大限度獲得利潤,壓縮辦園成本,往往用極低的工資聘用完全沒受過專業教育,或僅僅受過非常有限專業訓練的年輕女孩充當幼兒教師。當這些完全沒做好心理、專業準備的年輕女孩走進教室,面對幾十個活潑好動的孩子時,往往容易手足無措、手忙腳亂,不知該怎樣才能讓這些孩子安靜下來。為了管住孩子,使出哄、騙、威嚇甚至針扎等招數也在所難免。
低工資水平,必然只能招來低水平、不合格的教師;即使招進來了,也留不住,教師流失率高,穩定性差。在這種低工資水平狀態下,整個行業的專業化水平得不到提升,行業缺乏社會吸引力,F在,只有少數公辦幼兒園在編教師待遇基本能與當地小學教師持平,大部分教師待遇很低,這已成為阻礙我國學前教育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
要辦好讓人民滿意的學前教育,就要切切實實提高幼兒教師的地位和待遇,讓幼兒教師與中小學教師一樣,也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只有這樣,幼兒教師才能珍惜自己的崗位和工作,也才能有更多優秀人才愿意投身幼教事業。
鼓勵社會參與,支持非營利民辦園與公辦園同等發展
記者:當前,我國民辦幼兒園占比已超過辦園總數的60%。下一步,應當如何辦好民辦園?
王大泉(教育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實現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80%的目標,意味著現有民辦幼兒園中有相當比例要轉變為普惠園,接受政府限價,需要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引導,要注意保護民辦幼兒園受民辦教育促進法保護的相關權利。
鄭偉(蘇州市民辦教育協會副會長):以政府限價為標準、政府發放一定補貼的民辦普惠制幼兒園發展往往非常困難,教師平均工資在公辦園教師工資的一半以下,師資流失現象十分嚴重;班額一般在40人至50人左右,不利于兒童健康成長。建議根據民辦教育促進法規定,劃分非營利性幼兒園和營利性幼兒園兩類,對民辦幼兒園實行分類管理。非營利性幼兒園舉辦者不享有投入財產的所有權,入園兒童的收費辦法由各省根據實際情況規定。同時,政府在財政投入、稅收、用地、教師待遇等方面給予政策扶持,使其享有與公辦幼兒園同等的待遇,舉辦者有參與幼兒園管理等各項辦學活動的權利。營利性幼兒園堅持市場規則,自行決定收費標準,政府依法對其進行監督管理。
李連寧(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外一些大企業把舉辦幼兒園作為企業競爭力的組成部分,以此激勵員工專心在企業工作。我國不少國有企業卻把幼兒園從企業剝離出來推向社會,造成一定問題。
堅持和完善“政府主導”原則,加快制定學前教育法
記者:國家教育規劃綱要提出,到2020年基本普及學前教育,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公辦民辦并舉的辦園體制。請問如何堅持和完善“政府主導”原則?
葉齊煉(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教育室主任):堅持政府主導并非要求政府舉辦所有幼兒園,而是要求政府將學前教育視作公共服務體系的一部分,完善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通過多種方式解決民辦幼兒園發展中面臨的突出問題。
龐麗娟(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堅持政府主導原則,應當改革和完善學前教育體制機制,包括從行政能力和財力物力統一出發,將幼兒園管理體制上升為省市統籌、以縣為主;除幼兒園的運轉經費外,還應當確立生均經費標準和生均財政撥款標準;在投入、辦園體制等方面加大財政支持力度,通過評估等形式實現以獎代補。
記者:盡管我國學前教育毛入學率已達77.4%,但離“十三五”規劃確定的學前教育毛入學率85%目標還有一定差距,亟須通過專門立法予以保障。學前教育立法需注意哪些問題?
葉齊煉:在立法原則上,要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針對學前教育發展的不同階段和不同問題制定有針對性的法律規范;要保證學前教育的公益性普惠性;要體現前瞻性,考慮到人口周期變化,考慮到城鎮化建設對城市人口發展和對農村人口的影響,合理設定戰略目標。
王大泉:制定學前教育法,需要處理好幾對關系:一是解決當前問題和立足長遠發展的關系,在立法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應當側重解決當前突出問題,但也要具有前瞻性和包容性,規定好學前教育多方面的問題;二是質量與公平的關系,學前教育應當強調區域化和普適化,而非完全均等化;三是市場化過程中公共性與服務性的關系,學前教育與義務教育不同,存在政府、社會、市場多個主體,需要制定符合這一結構和發展模式的法律框架;四是基層實踐與頂層設計的關系,通過立法對基層實踐所產生的諸多創造性體制機制予以吸收。
《 人民日報 》( 2018年03月29日 1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