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珺

戈弘，國家一級作曲家。先后參加過揚州揚劇團、江蘇省揚劇團、江都揚劇團、無錫市錫劇院、江蘇省揚劇團、常州市錫劇團、金壇錫劇團等單位的戲曲創作。此外，還參加了揚州曲藝團、揚州彈詞和揚州清曲的音樂改革。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先后擔任了《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江蘇卷》的編輯和揚劇分支部主編，以及《中國民間歌曲集成·江蘇卷》編委。

創作過各類歌曲500余首，其中有10多首在省以上調演或比賽中獲獎。音樂電視片《奶水·酒水·生命錄》獲廣電部星光獎大型作品三等獎。有四件器樂作品、四個舞蹈音樂作品獲省以上獎勵。

戲曲方面的作品，揚劇《新婚禮葬》《皮九辣子》《史可法》等獲省級優秀音樂創作獎，錫劇《瞎子阿炳》獲省音樂創作獎和文化部現代戲調演（北方片）音樂獎。曲藝、彈詞開篇《香影廊畔》獲三州書薈優秀創作獎。

記者：您接觸揚州音樂多久了呢？最早是怎樣開始有興趣的？

戈弘：少說一點是60年，一個甲子，多說一點的話就差不多70年，兒時五六歲就接觸了。小時候是聽周圍的爺爺奶奶、叔叔阿姨唱，老一輩人就像哼小調一樣唱。那是那個年代的流行歌曲，像《花好月圓》，我父親會唱，我兒時跟著就會了。

記者：當時您最先接觸的是哪一類揚州音樂？它們對于您來說是怎樣一種情懷？

戈弘：如果從分類講，因為我生活在小鎮上，不是生活在農村，剛開始主要接觸小調，像《楊柳青》《虞美人》等等，這些小調已經是溶化進我的血液里面了。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鄉歌如水清悠悠》，揚州民歌如水一樣，已經溶化在我的血液中了。揚州民歌對我來講，本來就是與生俱來的。我還在襁褓里面的時候，媽媽哼的就是揚州民歌。她把非常流行的《孟姜女》當成我的搖籃曲。作為一個民歌工作者，我對揚州民歌情有獨鐘。我雖然已經過了70歲，你讓我背一兩百首揚州民歌，還是可以做得出來的。

記者：您印象當中最深刻或者對您來說意義最為重大的民歌有哪些？

戈弘：毫無疑問是揚州的《拔根蘆柴花》，還有《撒趟子撩在外》、我們市歌《茉莉花》等�！盾岳蚧ā反_實是好，它從曲子到詞的氣質，非常吻合揚州市，揚州的氣質就是茉莉花。揚州市拿它作為市歌，是經過音樂專家論證的。當時揚州人大召開專家論證會，江蘇省音樂家協會主席陳鵬年、現在的省音協副主席崔新、還有當時省音協的秘書長朱新華、已故市音協主席王漢華等，我們一致認為《茉莉花》它很符合揚州市的氣質。民歌作市歌，不知道世界上是怎么個情況，但在中國是開了先河的。

記者：我也是從小就很喜歡《茉莉花》，所以這次非常榮幸能來到茉莉花之鄉來做采訪。那您是從什么時候正式進入音樂學習的呢？

戈弘：我學音樂的過程很特別。我中學就輟學，學歷很淺，你不要看我后來是一級作曲。但我的學歷只有初中畢業。1957年初中畢業后，曾經有機會考江蘇省南京師范學院，學五年音樂專修課。我是背著一把二胡從臺州走到揚州參加考試的。當時我會拉《良宵》，雖然剛剛起步，但至少音準還可以，同時還能唱一兩首歌吧。但是很遺憾，我沒有考取。初中畢業就在我家鄉的溱潼文化站工作。1958年我遇到江蘇省文化廳一位很有思想的文化局長，叫周邨，他請來優秀的國家一級人才，比如說歌唱家李光曦、作曲家谷建芬，電影界的我記不得名字了，還有作曲家牛志等一大批的專家，他們在揚州藝校、興化藝校、寶應藝校、六合藝校等聯辦了一個大文藝訓練班。我有幸從文化站去參加學習班。學習中又碰到中央樂團的男高音韋玉佩老師，他后來到中央音樂學院專門做外文編譯。韋玉佩是中央樂團合唱團的男高音，他夫人叫章珍芳，也做編譯。我第一次聽女生二重唱就是羅天嬋和章珍芳唱的《含苞欲放的花》，那時候我十七八歲，是一個鄉下孩子，覺得她們唱得非常好聽。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真正走上了音樂的道路。到了年底，揚州藝校的學習快結束時，揚州歌舞團成立了。

記者：您到歌舞團做哪一方面的工作呢？

戈弘：我組建了揚州歌舞團的樂隊，開始叫“器樂組”，我是組長。我們是一面工作一面學習實踐，把音樂的四大件學下來了。最大的收獲是我從那些成功的樂隊作品里學習了作曲配器，后來我自己寫的總譜摞起來大概有半人高。我在評職稱作曲的時候卻非常難，因為我沒有學歷，我必須比別人的獲獎數量多；別人只要發表省級刊物以上的論文就可以，而我的作品不僅要求在國家級刊物上發表，數量還要比別人多。所以我評副高、正高的時候，都相當困難。

記者：揚州歌舞團樂隊有什么有趣的演出經歷？

戈弘：我們歌舞團曾經演《江姐》的時候，觀眾的反響十分熱烈。當時周恩來總理提出三化，民族化、革命化、群眾化，很多歌劇樂隊和洋樂隊都被去掉了，只留民族樂隊。我們樂隊17個人，演職人員的水平都蠻高的，而且我們那些演員的演唱也都對路子，所以《江姐》的戲本一出來，我們就排了。我們團演了一年的《江姐》。去徐州演出，他們說有兩個團已經演過《江姐》了，你們演得下去就演，演不下去就別演了。我們去了，結果是一個月連演40場。4毛錢一張票，票房收入約一萬二千塊，當時的市值是很大一筆錢。其中還有個真事，徐州市商業局長自己排隊買票，由于人太多太擠，無意間他的頭都被蹭破了。

還有一次在鎮江，上海青年話劇團正在那里演出，結果我們一開演，觀眾全部過來看我們的戲了。

記者：您對揚州音樂的現狀有什么看法，如何繼續發展揚州音樂？

戈弘：民國著名曲學家王驥德說過，“四字腔調，三十年一變”。那時候是封建社會，三十年都要一變，如今時代飛快發展，民歌的傳承是一定要變的。變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那么揚州民歌傳承到今天，最嚴峻的問題在于：音樂的生存環境變了。比如揚州有很多好聽的號子都來自于田野，現在田野的耕作方式都變了，機器漸漸取代了人力，所以這些號子也漸漸沒人唱了。那么現今一直唱原始民歌是不行的，必須通過改編，讓它適應于當代人的欣賞跟抒情的需要。這些民歌的音樂內容、演唱方式、伴奏形式等，都必須做一些適當的改變。

但是有一點不能變，我覺得民歌還是民歌，這并不代表我反對通俗歌曲和民歌的融合，只是民歌的改編還是盡量沿著原來的形態向前推進，不要一變就變得大家都不認識了。民歌也可以通過將它的旋律融到現代器樂里面去傳播。比如說關迺忠的民族管弦樂合奏版《茉莉花》，就非常新穎，而且不失原本的韻味。

我們現在都在強調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就是一定讓它活起來，千萬不要認為錄了個音就保護好了。我們一定不能讓它脫離現代人的生活，這是我一直堅持的觀點。

記者：您自己有得意門生嗎？您對于揚州音樂的學習有什么好的建議呢？

戈弘：我是搞作曲和理論研究的，所以沒有傳人一說。有的學生找我學習，我說不如去看書，去坐冷板凳。因為做研究就是這樣，要不斷去翻資料，不斷去思考。另外作為民歌研究的人，田野音樂也永遠是必不可少的，因為音樂是存在于人們生活中的，人們生活方式在變，民歌當然也在變。

記者：那您最近在做什么課題呢？

戈弘：我最近正在做古琴方面的研究，爭取這兩年把它弄出來。實際上就是給《廣陵散》樂譜做批注。因為當今很多人都看不懂古譜和古文，要把它翻譯出來，就得查很多資料，我想為后人多做點事。

采訪后記 ：

戈老作為國家一級作曲家、揚州音樂的泰斗級人物，沒有任何的架子。在與之交談的過程中，給人如沐春風般的輕松感。時而爽朗大笑，時而情緒低沉，總是無比生動細致地回答著記者的每一個問題，時時刻刻牽動著聽者的心。戈老對于揚州地方音樂的貢獻，是無法忽視的；他的很多見解和研究，都是獨樹一幟；他為了揚州音樂能走出去做了很多事，影響也是很深遠的；他同時在古典文學、戲劇曲藝上取得的成績在揚州更是旁人難以企及。

年輕時曲折的求學之路并沒有折斷他對音樂的熱愛與執著，工作崗位上遇到的種種挫折只會使他更加努力和堅強。他平易近人、低調謙和，對于所有向他請教的人，都會不求回報地傾囊相授�！白秩缙淙恕保�戈老的音樂與人格讓人感到無比的溫暖。